农村经济转型涉及范围广、影响深远。一方面，农村经济转型促使农业生产从单一的、低价值的谷类农产品转向多样化的、高价值的农产品（如经济作物、畜产品、水产品等）。在保障粮食基本充足的情况下，进一步满足人们在食物种类、营养上的需求。与此同时，农业生产的专业化、规模化促使食品质量和安全获得更有效的保障。另一方面，高价值的农产品生产和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对于农村减贫具有积极影响。这里以农村减贫为例，比较不同国家的农村经济转型效果差异。
近年来，亚洲主要国家的农村贫困发生率呈现明显的下降趋势，但农村减贫成就在国家间存在较大的差异。以世界银行定义的每天1.9美元的贫困线为标准，中国和越南是农村减贫取得最大成就的国家。其中，中国的农村贫困发生率从1990年的66.3%下降到2016年的0.5%，2020年圆满完成脱贫攻坚任务，取得全面消除绝对贫困的历史性胜利。
欧洲主要国家的农村贫困发生率变化差异较为明显。俄罗斯和乌克兰是农村贫困发生率下降最快的国家。其中，俄罗斯的农村贫困发生率从1993年的3.7%下降到2018年的0%，乌克兰的农村贫困发生率从1992年的2.7%下降到2018年的0%，减贫效果明显。与之相反的是，英国和德国的农村贫困发生率出现不同程度的增加。英国的农村贫困发生率从1991年的0.2%上升到2017年的0.3%，德国的农村贫困发生率则从1991年的0%上升到2008年的0.2%。而其他欧洲国家的农村贫困发生率呈现不同程度的下降。
美洲主要国家的农村贫困发生率总体上呈下降趋势，但不同国家的减贫效果存在差异。以美国和阿根廷为例，其农村贫困发生率不降反升。而秘鲁、哥伦比亚、巴西的减贫速度较快。
非洲主要国家除肯尼亚以外，其他国家的农村贫困发生率都呈现下降的趋势。肯尼亚的农村贫困发生率在不断增加。而埃塞俄比亚、卢旺达的减贫效果较好。其中，埃塞俄比亚的农村贫困发生率从1995年的69%下降到2015年的30.8%，贫困发生率减少了38.2%。卢旺达的农村贫困发生率从2000年的78%下降到2016年的56.5%，贫困发生率减少了21.5%。
大洋洲主要国家，如澳大利亚、斐济的农村贫困发生率都呈现不同程度的下降。其中，斐济的农村贫困发生率下降得更快，从2002年的2.3%下降到2013年的0.5%，而澳大利亚的农村贫困发生率下降缓慢，1981~2014年仅下降了0.5%。
可见，英国、美国、德国、日本、韩国等发达国家的农村贫困发生率在过去三十年出现了适度反弹的迹象，以中国、越南等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的农村贫困发生率总体呈下降趋势。
世界主要国家农村经济转型的一般规律
相关研究发现，农村经济转型路径和效果在不同国家和地区间存在差异，但农村经济转型也存在共性规律。近三十年来，发展中国家的转型速度普遍高于发达国家，尤其在农村劳动力转型方面差异更为明显。制度革新、市场改革、技术应用、土地规模化和城市化等因素是推动农村经济转型的主要驱动力，且农村经济转型速度越快，减贫效果越明显。基于此，中国在推进乡村振兴、促进农村快速和包容发展过程中，应重点把握以下内容。
第一，加快农业转型速度，促进农业高质量发展。未来农业发展既要注重数量，更要把握质量，引导农业发展由增产导向转为提质导向，提升生产要素和农产品价值，建立高质、高效、协同、可持续的农业资源配置机制，发展绿色高效多功能的高值农业，为农户增产增收创造机会，让农民分享更多增值收益，促进共同富裕。同时，应树立“大食物观”，从“粮食安全观”向“食物安全观”转变，从更广阔的视角把握粮食安全，建设更高质量、更可持续、更安全的国家安全食物保障体系，在确保粮食供给的同时，保障肉类、蔬菜、水果、水产品等各类食物有效供给，满足日益多元化的食物消费需求，实现各类食物供求平衡。
第二，加快农村劳动力转型速度，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不加快农村劳动力转型，仅靠农业内部生产力提升，难以实现农业劳动生产率与非农行业劳动生产率的趋同，不利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缩小。为此，一方面，应完善新型农民培训体系，创新培育机制，加强高素质农民培育，提升农民经营、管理、技术等能力，支持高素质农民创新创业，以农业内部创业带动剩余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增加农民收入；另一方面，应持续推进总体经济结构转型，培育发展特色优势产业，以工业化、县域城镇化吸纳更多的农村劳动力向非农转移，大幅提升农业劳动生产率，缩小劳动生产率在农业与非农行业之间的差距，进而降低城乡收入差距。
第三，构建与农村经济转型阶段相适应的体制机制。不同国家和地区在不同时期的农村经济转型阶段差异明显，每个阶段有其特定的制度安排、政策支持和投资重点。对于中国而言，各地区经济发展和自然资源的差异显著，乡村振兴应在尊重农村经济转型普遍规律的基础上，明确各地目前在农村经济转型过程中所处的阶段，建立与之相适应的制度、政策和投资体系，不断创新乡村振兴体制机制，加快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和共同富裕发展目标。
